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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德國在校大學生人數尚不足200 萬，如今已增至約300萬。

德國高等教育發展研究中心（CHE）專家認為，普通高等教育日益受到青睞并不意味著出現“非此即彼”的轉向，選擇學術道路不是對實踐型教育的背離。

在高等教育體系內，學術性與實踐導向兼顧的專業近年發展勢頭迅猛，特別是集理論課程與企業培訓于一體的雙元制課程和應用技術大學就讀需求增長明顯。

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隨著技術進步，企業界需要更多理論與實踐雙優的從業人員；另一方面是個人多元發展的需要。

上世紀 90 年代，德國超過 70%的學生就讀于綜合性大學，近10年來綜合性大學和應用技術大學的學生數量呈不斷接近的趨勢。

2004年就讀雙元制專業的學生僅占學生總人數的1.6%，至2019 年這一比例達到 4.2%，接近 12.5 萬人。2016 年，約四分之一的在讀大學生已接受過完整職業教育。2020 年，約 6.6 萬名大學生在未參加文理中學畢業考試（Abitur）的情況下，通過所謂“第三條教育途徑”進入高校學習。

2022 年春，CHE 預測在德國憑借職業資格即可滿足高校入學要求的國民比例理論上最高可達 80%。在當前環境下，受教育對象當然希望以最優方式汲取來自學術理論與職業實踐兩個世界的經驗。但是，德國幾十年來形成的“陣營思維”卻阻礙了普通高等教育與職業教育的融通。

在入學和轉換教育領域的問題上，最大阻礙在于對已完成的（部分）職業學習和高等教育成果認證缺乏常規性機制。無論是職業教育對象想進入高校學習，還是大學生想轉而接受職業教育，都存在這一問題。

前期學習成果的認證往往以個案方式處理，對教育對象而言存在較大不確定性和不可預見性。兩個教育體系之間整體存在不靈活、不透明、融通不暢、備選方案匱乏、改換教育類別耗時費力的情況。

CHE 執行主任齊格勒（Frank Ziegele）認為，學術教育與職業教育完全沒必要相互排斥，爭奪生源，而應當通力合作，以靈活方式共同為教育事業發展助力。

為了應對融通難的現實問題，各地區紛紛積極作為，CHE在其新近出版的調查手冊《良好融通實現了嗎？——大學作為中學后教育的樞紐》中列舉了部分城市和州推進職普融通的成功舉措，為相關行為主體提供借鑒與參考 ：

如“ 北威州物色人才計劃（NRW- Talentscouting）”通過為學生，特別是非學術家庭出身的學生提供開放性咨詢，幫助其在職業教育或普通高等教育之間作出合適的選擇；

亞琛市實施的“轉軌計劃（SWITCH-Programm）”旨在為有輟學想法的大學生牽線搭橋，使其在注銷學籍前便有機會進入當地超過300家備選的培訓企業，從而縮短后續的職業教育時間；

柏林州則推出“來吧！柏林試讀年（O ja! Orientierungsjahr Berlin）”計劃，為年輕人提供為期 1 年的試讀期。

在此期間，學生可注冊就讀柏林技術與經濟應用科學大學（HTW Berlin）的理工科專業（MINT），同時在企業接受職業教育。

試讀期結束后學生可視自身情況選擇適合的教育途徑，所取得的學業成果，包括享受的聯邦助貸學金福利，都將得到相應認可或減扣。

2020 年 1 月，漢堡市政府為推動職業教育獲得與高等教育同等的地位，支持創建漢堡職業應用技術大學（BeruflicheHochschule Hamburg, BHH）。

該校學生具有學徒和大學生雙重身份，4 年學習期滿后可獲得職業教育結業證書和學士學位。

在入校18個月后，學生也可視情決定是否放棄學位課程，僅完成職業教育。

齊格勒強調，德國需要在學術和職業教育之間建立創新性融通路徑。只有全盤考量中學畢業之后的教育，凸顯高校樞紐作用，方能讓所有教育對象真正取學術與職業教育之所長，實現個人發展，這是對德國現行教育體系的一次突破。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德國高校與科學部門所表現出來的危機管理和創新能力證明，壓力之下許多原本以為不可為之事其實有可能成功。

特別是上述實例表明，在中學后教育階段，需要用戶導向、全面透明的新思維，多個創新模式已在小范圍內被證明行之有效。

當前要推動其成為常態，尚需各方摒棄固有的“陣營思維”，達成“合作共贏而非此消彼長”的共識，在良性互動中利用自身優勢凸顯特色化、個性化，為教育對象提供更多元的選擇。